印度和欧洲的纺织生产特点

来源：子昂说史

2022-10-11 10:01

　　与印度平行发展的欧洲国家在现代工业化之前，其经济的很多生产分支既没有停滞不前，也没有局限在城市地域之中。农村中的生产活动不断增加，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，而更是为了市场。

▲古印度壁画

　　麻纺织和毛纺织领域尤其如此，它们在欧洲的许多地区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生产活动。它们的产业组织不是以工厂为基础，而是以分散的生产为基础。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平时还要忙于农活，他们兼职纺纱织布，是为了给家庭增加一份收入。

　　经过十年的认真研究和激烈的争论，有两个重要特征需要强调。其一，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区域，并不一定最终发展成为工业化区域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原始工业化不能代表“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”。其二，农村中进行的生产，由商人（称为商业资本家）进行调控，他们是常常较为“遥远”的市场，或更确切地说，就是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络人。由于原始工业化的争论导致洲与洲范围内的比较，因此毫不奇怪的是，亚洲的经济史学家对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发出同样的疑问。弗兰克·柏林（Frank Perlin)推断，印度的手工纺织生产，与欧洲农村纺织业的发展道路几乎是相同的。

▲欧洲人物画像

　　不过，也有不少重大的区别，能够解释支撑欧洲和印度生产的一些不同的逻辑。印度纺织生产的特别之处，在于纺纱匠和织匠高度的独立性。纺纱匠在自由市场购买原材料、出售纱线，织匠拥有自己的织布机和原材料，他们在与商人的关系中，还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。也许是进入市场的机会有限，在印度，商人并没有控制织匠，预付款也很少以原材料或工具的形式体现。

　　欧洲的情况却有所不同。欧洲的商人在控制生产上的作用要强得多。织匠和纺纱匠，处于被定义为“包买制”的体制内，没有自己的原材料和工具。常常是商人将需要纺织的羊毛或者亚麻分发给纺纱匠，付给他们计件工资。织匠通常也是租用织布机，用商人提供的纱线，按照要求以预先确定的价格生产布料。同印度的同行相比，欧洲织匠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。二者都可以为不同的商人工作，但欧洲织匠同一个特定的商人之间的关系，比他们的印度同行要紧密得多。

▲纺纱匠人

　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？现代早期的印度和欧洲的市场条件，并没有太大的不同，因为两个地方的纺织品贸易和生产都经历了扩张。但是，最大的不同是商人所扮演的角色。在印度，商人和一长串农村中间人发生关系。在被准许接触织匠之前，商人须得同村庄里面的权威人物搞好关系。织布村庄的逻辑、其按照种姓的阶层划分，以及织匠和商人之间的复杂关系，都有助于织匠保持高度的独立性。欧洲的体制反而令人惊讶，商人和织匠之间关系密切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任何社会机构（村庄、教区和邻里）插手，而且还以实物或通过债权债务来进行处理。在市场扩张的背景下，这样的不同会带来怎样的经济结果呢？

　　从长远看，当市场扩张在印度导致专业化的时候，它在欧洲却导致集中化。举例来说，在印度，需求的增长给织匠带来问题和压力，理性的反应一般是通过购买更多的织布机、雇用更多的织匠来增加生产规模。但这种方法却不常见，因为纺车虽然是简单的工具，而且购买起来相对也不贵，但织匠却流动性很大。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是工艺专业化、产品专业化，以及区域专业化。在毗奢耶那伽罗王朝（Vijayanagara)时期（1336-1650年），已经有专业化的手工业者从事不同阶段的生产。

▲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时期壁画

　　据欧洲商人描述，在1670年代的马德拉斯，生产和后期加工（染色、木刻板刻花、用炭笔在纺织品上绘制图案）的劳动力分工是高度精细的。专业化具有地理维度：整个村庄－令欧洲人十分惊讶－都专业生产针对特定市场的商品，有时候村庄就以它们擅长的产品命名。结果生产群落如一块花团锦簇的“织锦”一般，具有各种眼花缭乱的产品、多元化地理分化的产业和其市场。这是一种离心的体系，印度商人在其中通过充当商业代理而将产品进行重新组合。

　　欧洲的市场扩张和产品商业化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从商人的角度而言，集中，而不是专业化，才是管理市场最有效的手段。他们抓住机会与纺纱匠和织匠建立等级关系，并在生产过程中保持权利的明晰。商人常积极参与后期加工阶段，设立他们自己的印染、熨烫、轧光、包装设施，这和印度印染匠的独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▲棉花

　　最终，从17世纪末开始，他们通过原始工厂的建立而实现了规模经济。欧洲商人的逻辑不是简单的“资本家”，而是如西德尼·波拉德（Sidney Pollard)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，他们同时还具有官僚性和管理作用。而印度织布村庄的逻辑，却深陷于人们所定义的“生产的社会结构”当中，在其中，如拉克希米·萨布拉马尼安（Lakshmi Subramanian)所观察到的那样，纺织品生产和贸易是“政治问题，而不仅仅是商业交易”。结果，印度与西方的普遍情况相比，贸易和生产在实际上和概念上都始终分得更开。对于印度而言，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称的“斯密式增长”，也就是说。由主要生产活动的交换和专业化导致的经济增长，它反过来又提高了效率和生产率，不过，由于劳动力的高度精细化分工，它有可能导致更高的调控成本和低水平的技术变革。

　　在欧洲，贸易代理的能力导致了不同类型的体制，它更具备出现在西方的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，也就是说，增长来自从高水平商业投资到固定资本的所有因素。包括规模经济、复杂和中心化的生产结构的强力推行、生产中机器设备的最终应用。欧洲模式同样还在于独立于农业生产与食物成本条件之外的、以工资和更常见的计件工资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。以最终产品的固定价格为基础的印度体制，要考虑农业经济的条件，不仅仅包括原棉的成本，而且还包括粮食的成本，它们的收成不佳时，棉纺织品价格会上涨。

▲第一次工业革命

　　据保罗·贝罗奇（Paul Bairoch)估算，到18世纪中叶，印度的生产占到世界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，其中大部分是棉纺织品。中国的棉纺织业也是一个足以匹敌的对手：早在17世纪，中国的生产就有可能已经达到了与印度棉纺织业同等的规模，占到国内工业产品总值的四分之一。这两个地区主要的区别在于，当印度棉纺织业将其产品广泛地出口到印度洋之外时，中国的大部分产品仍然只供自己国内消费。

　　整个中国的棉纺织品有一半以上在国内实现商品化，棉纺织品在生产上是第二大国内产品，仅次于食品，位于丝绸、盐和茶叶之上。1280年开始，在蒙古族统治的头五十年，中国的棉花栽培经历了一段生产急速扩张的时期。统治者于1289年在帝国的许多省份成立了棉司，并于1296年将棉布纳入税收系统。元朝使用棉布来支撑自身军事和行政所需。

▲明代服饰

　　在1365年，每家拥有5亩地以上的农户，都必须强制性地种植棉花。因此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，棉就成为元朝缔造帝国经济的工具之一：它充当实物形式的税赋、满足军队和朝廷的供应、支撑民间需求（将贵重的丝绸留给精英阶层或供出口），它还使得农户成为生产的主要单位。“男耕女织”是中国的谚语，它来源于棉纺织生产和农耕活动相辅相成这一事实。在农户家中，男人主要负责农耕活动，女人则通过纺纱和织布增加家庭收入。纺成的纱线在城市市场广为交易，或者卖给商人。

　　一些史学家注意到与印度的某些相似性，他们发现，“在（中国明朝）棉布市场中，有一种垄断交易的“代理＇－牙行”。这是一种复杂的交易结构，由一系列中间商占统治地位，一些人具有在生产者与商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封建特权。交易建立在多级商人和中间人的基础上，他们当中有大量的棉商，将帝国的南北连在一起，有往来各地的客商和大商铺，控制着从分包商铺来的棉纺织品的收购，而分包商铺则调控着家庭的纺纱和织布。

▲中国古代纺织技术

　　然而，另有一些史学家则强调，商人对于生产体制一直是不重要的，因而将中国棉纺织生产排除在以“分包制”为基础的欧洲原始工业化之外。跟印度一样，中国的生产与农户和长距离贸易相关联。还与印度类似的是，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生产日益专业化，特定的区域逐步因与众不同的产品而闻名。在1630年代，据说在江南地区“各村镇自立名色”，以至于“不能殚述”。

　　该地区的棉纺织品生产在全国市场占统治地位，江南的棉布被城里的消费者广泛使用。据估计，从17世纪到18世纪，该地区生产的棉布35%到40%均用于出口。和印度的情况一样，专业化导致市场上不同的棉布品种倍增。到光绪年间生产的棉布多达72种。在明朝的松江，市场上出售的棉纺织品有二十多种不同品种，从用于赋税的普通布料，到更华贵的品种，包括皇帝内衣所用的“三梭布”。“三梭布”、“飞花布”、“兼丝布”和“象眼布”都是名品，通常织有复杂的图案。